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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网:没错。您刚才说翻译在文化走出去战略中是至关重要的。但是有这样一种观点,他认为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是有一定限制的。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呢?
黄友义: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是一种误解,我也经常听到社会上拿一些错误的翻译当玩笑来开,这是一种现象,但不是根源。根源是中文的特殊性决定了翻译之难。比如说法国人要把他们的东西翻译成英文,不用法国人翻,英国人会替他们翻,这是国际上的惯例。就是你不要把自己的母语试图翻译成外语,因为这是你的弱项,你应该把外文翻译成自己的母语。 中国面临的问题是,世界上有多少翻译能够帮助中国人把中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电视、电影作品都翻译成和地方上的招商引资材料,都翻译成外文,有吗?我想没有,就只好中国人来做。所以中国人做的时候,做的其实是我们的弱项,但是我们只好承担,这样难免会出现一些错误,很多人认为你没有把中国文化的精华传达出去,反而造成了一些笑话。这能怪翻译吗?当然,翻译本人的水平要提高,但是用翻译的人,不管你是一个管理者,还是一个项目负责人,你没有选择好的翻译,那是你的错误,而不是翻译本身的错误。 假如有一个急性阑尾炎病人要开刀,你会找中医吗?你不会找中医,肯定是要西医。你要想吃点中药调理一下,肯定不会找西医。中译外、外译中就是这么大的差别。所以你选医生要选对,你选择翻译干这个活的时候也要选择对。但是社会上有多少人知道这里面的奥妙呢?然后就把出现的错误、认知当中出现的误解一股脑推到翻译身上,实际是对翻译行业的不了解,而管理者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责任。
中国网:现在从事翻译职业的人越来越多,您也在翻译领域工作了30多年,很多网友发来疑问说:改革开放30年了,为什么我们的翻译队伍里没有再出现像季羡林、杨宪益这样的学贯中西的一代宗师呢?您觉得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什么?
黄友义:一代宗师不是天天出现的,标志性的人物也不是成批的,否则他就不是标志性的人物。但是他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这正是我们中青年翻译应该学习的。首先,他们对两种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。比如他们对中国的古典文学都很熟悉,同时又非常熟悉国外,这样才能够游刃有余。从他们的翻译作品来看,说明他们的古文非常好。比如季羡林翻译过一本梵文书,叫“罗摩衍那七卷”,这是印度的历史诗史,最后成书于公元前300年,肯定是古文。我看不懂,但是我想肯定是。杨宪益翻译的《史记》,那是汉代写的东西,那也是公元前的作品,所以他们对古文、对古代历史非常的了解。同时,他们对国外的文字也非常熟悉。这是他们的共同点。 第二,他们都是经过一辈子的翻译。比如说季羡林很多书的翻译是到了80、90年代还在翻译。杨宪益80多岁,还在从事翻译,它是一辈子的积累。当中还有一些巨著,比如提起杨宪益,他的作品很多,很少人提到他翻译的《鲁迅选集》,但是人人都知道他翻译的《红楼梦》,这些标志性的大著作也帮了他赢得了社会知名度。季羡林的很多作品,比如印度古代预言《五卷书》,他是1959年就翻了,那也是印度文学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作品。 最后一点,两个人非常勤奋。杨宪益到了90岁,你和他聊天,他说的还是翻译的事情。季羡林社会知名度更高,对他报道的更多,他在医院活到什么时候就写到什么时候,谈翻译就到什么时候。所以他们的共同特点决定了他们会成为翻译界的代表人物。 当然,所有翻译都希望像他们一样,大家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就是了。
中国网:在现在的情况下,信息爆炸的时代,而且各国之间的交流也非常的多。我国是不是在翻译人才的队伍建设上,像高端人才比较缺?
黄友义:我觉得你说的很对。所谓高端,我给它确定的就是职业翻译,不是说干别的、顺手业余翻译点东西的人。人数少,是因为市场需求量大。第二个人数少是因为我们的教育过去偏重外国语言和文学的教育,而不是偏重翻译教育。翻译是一种实践能力,外国文学往往是一种研究能力。 教育部今年年初的时候,曾经制定过发展战略,就是今后要加大高校应用型人才、研究生的培养。比如说到翻译,有一个翻译专业硕士的人才培养,它不是研究外国语言和文学,而是要提到他的翻译能力,拿到什么稿子怎么处理。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,培训高级翻译人才是近年才有的事情。那么前50年我们在这方面是落后的,落后于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,甚至在香港很多大学很早就在高校设立了翻译专业,在外语专业之外设立了翻译专业,而我们才刚刚起步。但是现在的翻译因为需求量大,受到各单位的关怀和关注,很多政府部门、事业单位设立了翻译特殊岗位津贴。其实翻译翻译一篇稿子就能挣几百块钱,一个月再给他三五百,对他来说意义不在钱,而在于一种荣誉,让他觉得受到重视。 所以一方面要高校加强培养,比如中国译协也会利用自己的资源对翻译人才进行短训。同时,各用人单位通过设立专业岗位,特殊补贴等等,提高他们的荣誉感,这些措施加起来就会培养出更多的社会需求的、专业性的、高端的翻译人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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